強軍思想引領強軍實踐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 于淼
習近平強軍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探索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形成的寶貴思想結晶，是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全面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行動綱領，為人民軍隊在黨的旗幟下有效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提供了根本遵循，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這一重要思想是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根本遵循，指引著中國特色強軍之路闊步前行，在波瀾壯闊的強軍實踐中日益彰顯出磅礴偉力。
習近平強軍思想是新時代強軍興軍的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一支什么樣的強大人民軍隊、怎樣建設強大人民軍隊的重大時代課題。在強軍興軍的偉大征程中，人民軍隊將堅定不移在黨的旗幟下鑄牢軍魂，堅持不懈用習近平強軍思想武裝全軍，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而不懈奮斗。（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于淼，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會員，長期從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政策研究，主持完成十余版年度《國家安全環境戰略評估》報告，在軍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林利民
2025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在慶祝這場來之不易的歷史性勝利之際，我們更需深入思考其蘊含的深遠政治歷史啟示。
抗日戰爭的本質是正義戰爭必勝的生動實踐。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是帝國主義征服掠奪的非正義戰爭，而中國抗戰是“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能喚起全國團結與世界同情。
抗日戰爭是進步性戰爭的典范。中國的戰場貢獻直接推動國際格局轉變。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宣布“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這些成就不僅是中國抗戰的勝利果實，而且為中國“和平建國”和歷史進步開辟了光明坦途。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等國在抗戰精神鼓舞下掀起民族解放運動，促進了人類歷史進步。
抗日戰爭的核心是人民戰爭必勝的體現。中國軍民以長達14年的持久戰牽制了日本陸軍60%以上兵力，阻止其“北進”蘇聯、牽制和遲滯了其“南進”東南亞等戰略企圖。從東北抗聯到百團大戰，從敵后游擊戰到遠征緬甸，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不僅重創日軍，更彰顯人民戰爭以弱敵強的威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林利民，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抗日戰爭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等。發表論文百篇，其中約50篇分別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新華月報》《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全文轉載。
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消費提質擴容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教授 朱雨可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指出：“全面促進農村消費。”2025年上半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973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1%，增速繼續快于城鎮居民，在擴消費、穩增長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鄉村生活服務在線化、農業經營數字化、零售終端智能化等一系列變革深入推進，鄉村消費市場迎來全新發展機遇。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已進入加速發展周期，農村居民消費正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躍遷。數字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加速向鄉村延伸，農產品上行、消費品下行通道更加暢通，直播電商、智慧農文旅等新業態蓬勃發展，為鄉村消費增長開辟了新空間。要實現數字經濟持續賦能鄉村消費提質擴容，必須堅持城鄉融合發展，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促進數字技術與鄉村生產生活更好適配融合。順應新趨勢，應緊抓數字經濟契機，激發鄉村發展活力與消費潛力，做到以“立”為先，擴大存量消費；以“破”為要，激發增量消費；以“人”為本，優化消費質量，從而賦能鄉村高質量發展和農民生活品質持續提升。（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朱雨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消費經濟、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主要著作有《應對氣候貧困——欠發達地區農戶適應性生計的社會建構》（合著）、《中國省會城市民生滿意度指數報告》（合著）等。
多措并舉讓年輕干部把根扎進基層水土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于水
年輕干部作為農村基層治理體系中的接續力量，具有明顯的創新性、發展性特征，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彌補基層人才缺口，更在于推動農村治理模式轉型、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實現國家戰略的精準落地。
當前，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出現“水土不服”問題，主要表現為生活方式與農村環境存在“溫差”、激勵保障與工作內容存在“反差”、職業預期與現實處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與治理情境存在“偏差”。2025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指出：“保持縣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任期穩定，持續加強鄉鎮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著力解決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水土不服’問題。”應對該群體的“水土不服”問題，需要構建干群雙向互動機制，促進在地化融入；完善多維激勵機制，拓寬發展晉升通道；創新干部培訓的長效機制，提升服務群眾能力；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助力職業成長與發展。（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于水，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0余篇，被《新華文摘》等全文轉載多篇。著作有《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研究》《從鄉村治理到鄉村振興：農村環境治理轉型研究》等。
包里乾坤：古人包袋有玄機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申萬里
古往今來，包作為人類生產、生活中常見的工具，與古代民眾生活關系密切。人們除了利用包的實用屬性以外，還賦予包審美價值、政治價值和文化價值。
漢朝官員將官印隨身攜帶，盛放官印的包稱為綬囊（或鞶囊）。隋唐以后出現了一種新的包——魚袋。魚袋分兩部分，魚就是魚型的盒子，袋就是裝魚的袋子，最初是布袋子，后來用皮，復以金、銀、玉等裝飾。宋代佩魚袋的主體范圍有所擴大，京城文武官員、京官幕職、地方州縣官都佩魚袋。另外，為了表示對士大夫的尊崇，宋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
元朝時期魚袋已經退出了國家政治生活，包完全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種類、樣式繁多，不僅有筆囊、詩囊、繡囊等，而且有纏帶和褡褳。纏帶是一種用布縫的中空的袋子，可以做外衣的腰帶；褡褳是用布縫成的較寬的前后兩個包，搭在肩上，是纏帶的改進版，能放更多的東西。明清荷包由于價格不高，又具有儲存錢物的功能，由此在民間盛行。后在清朝皇室流行，被賦予開國之功的寓意，獲得政治價值，成為清王朝賞賜功臣的對象。（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申萬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元代教育史、元代士人與社會史、元代科舉史、元代政治史、元代中外關系史以及元代信息傳播等領域的研究。出版學術專著6部，在中外學術雜志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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