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與人的全面發展
——吉林大學黨委副書記 韓喜平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推動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共同富裕問題，并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還圍繞“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入理解這些重要論述，從學理上分析與闡釋“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與時代特征，對于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豐富的精神文化需要，持續推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人的全面發展既包含物質層面的豐富，也包含精神層面的超越，而精神層面的發展相較于物質層面的發展是更高層次的發展。精神層面的發展更能反映人的發展程度，因為精神生產作為人獨有的活動直接彰顯著人的本質力量，同時精神生活能夠更加全面地體現人民生活體驗的豐富程度，表現整個社會發展的價值趨向與發展態勢。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質上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階段性目標。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者共同構成人民精神生活的層次結構，其中安全感是基礎層次，獲得感是中間層次，幸福感是最高層次，安全感與獲得感突出精神生活的整體性與共同性，幸福感則更強調差異性與個體感受。（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韓喜平，吉林大學黨委副書記，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主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等教材近10部，著有學術著作10余部。
投資于人：育兒補貼方案的特征與效應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王卓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2025年7月28日，《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以下簡稱“育兒補貼方案”）公布，8月2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管理規范（試行）》。這是我國首次發布并實施全國性的統一育兒補貼政策。“育兒補貼方案”規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或收養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包括3周歲以下的孤兒、事實無人撫養的嬰幼兒，不分城鄉、民族、區域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國家補貼標準為每孩每年3600元。中央財政自2025年起設立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項目“育兒補貼補助資金”，對發放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所需資金，按比例對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予以補助。
《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既著眼于國家長遠發展，又面向社會公平正義，還賦能家庭建設和個體成長。這是積極應對少子化、回應育兒需求的關鍵舉措，通過投資于人彰顯中國人口發展戰略轉向，對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王卓，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政策、基層治理、社會發展等。主要著作有《中國貧困人口研究》《公民社會與農村社區治理》等。
銀發旅游新趨勢及適老化創新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教授 姚延波
通過構建老年友好型旅游生態，不僅能有效釋放銀發消費潛力，也有助于實現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美好生活愿景。當前，我國銀發群體已成為文旅消費的重要力量。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數據，2023年我國60歲及以上的銀發旅游者人數已經達到11.6億人次，在國內旅游總人次中占比高達20.6%。“60后”群體步入老年階段，相較傳統銀發人群，其呈現顯著比較優勢：擁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高凈值資產儲備及制度化的養老金保障。此外，養老金支付能力的持續強化，也為銀發旅游消費擴張提供核心經濟支撐。
銀發人群旅游行為呈現出顯著的新特征與新趨勢，其旅游需求從傳統觀光向深度體驗、康養旅居轉變，更注重健康、文化與社會參與。與此同時，旅游消費呈現出數字化、圈層化特征，銀發人群積極使用線上平臺獲取信息、完成預訂，并通過社交網絡分享旅行體驗，形成興趣驅動的垂直市場。為推動該市場高質量發展，需從多方面系統推進：注重旅游產品與服務適老化改造、創新銀發旅游產品、拓寬銀發旅游產品宣傳渠道、健全相關專業人才培育機制、優化銀發旅游數字化服務流程，為銀發人群出游提供更好服務更優體驗。（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姚延波，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旅游產業經濟、老年旅游、康養旅游。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刊發多篇學術研究成果，出版教材5本，譯著多部。
數字游民何以選擇回流鄉村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 王軼
當前，隨著我國鄉村全面振興的深入推進和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正悄然興起：數字游民回流鄉村。數字游民回流鄉村，不僅是個人職業發展的選擇，而且是國家政策引領下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這一現象的背后，折射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和數字鄉村建設的顯著成效。同時，數字游民的回流為鄉村發展注入新活力。他們利用數字技術遠程工作，推動鄉村的數字化轉型，優化鄉村的人力資源結構，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力支持。
數字游民群體普遍具有較高的數字素養與深厚的專業知識，敢于冒險、勇于挑戰，比較年輕且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且傾向于扎根基層。從本質上看，數字游民是依托數字技術、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實現工作與生活有機融合，他們選擇回歸鄉村的動力，源于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鄉村公共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備、鄉村產業振興帶來的機遇，以及鄉村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數字游民助力鄉村全面振興的主要路徑有：推動鄉村產業向多樣化和數字化轉型，帶動鄉村人才培養，促進鄉村文化的挖掘、開發與利用，助力鄉村數字化轉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王軼，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導，勞動經濟學院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業經濟、勞動經濟、鄉村全面振興等。在國內外期刊發表文章近80篇。
古代官員服飾背后的政治與文化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郭海文
服飾最早的功能是避寒與遮羞，如《釋名·釋衣服》所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服飾被賦予更多象征意義。《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舊唐書》：“昔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上古簡儉，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習，乃改正朔，易服色，車有輿輅之別，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繢，飾之以絺繡，華蟲象物，龍火分形，于是典章興矣。”
中國歷史上許多官員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因此，官員呈現出兩種氣質，一種是官員的氣質，一種是文人的氣質。官員的氣質，部分通過官服上的顏色、花紋、配飾逐漸塑造而成；文人氣質，部分通過私服的樣式、顏色、質地、紋樣、配飾來呈現。前者，我們稱之公服，蘊含著官僚威儀；后者稱之私服，呈現出士人雅趣。服飾中蘊含的官僚威儀與士人雅趣，可以映射出中國古代的制度文化、美學文化等，是歷史的縮影。（選自《人民論壇》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郭海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文獻學、婦女史的教學研究工作。在《武漢大學學報》《南開學報》發表多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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