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遺存有大量服飾，生動形象地反映出隋唐兼容并蓄、共融一體的時代文化風貌，“服”證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包容性，表現在地域包容、性別包容、階層包容、民族包容和宗教包容方面。服飾考古視角下，隋唐遺存俑像服飾深度詮釋包容開放社會的內在動力和變化規律。

【關鍵詞】中華文明 隋唐服飾 包容性   【中圖分類號】K24【文獻標識碼】A

服飾是人類文明的象征。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言：“一部服飾史涵蓋原料、工藝、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時尚與社會階級制度等諸多問題。如果社會停滯不前，那么服飾變革不會太大。唯有整個社會秩序急速變動時，穿著才會發生變化。”①文獻與考古互證的隋唐服飾亦如此。雖然日本考古學家原田淑人較早從考古學角度系統研究中國漢代至唐代服飾②，但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則進一步拓展了一般性考古學方法，創造性地采用闡釋類型學進行服飾研究。③著名文物專家、考古學家孫機等采用多重證據法更加系統地研究服飾在不同文化體系和文明遺存中的形成、變化及或顯或隱的思想觀念，特別是隋唐盛世的多彩華服見證社會包容的時代景觀④。新中國成立以來，隋唐考古成就斐然。服飾考古框架下，隋唐遺存所見俑像、石質葬具和壁畫所繪人物圖像，印證文獻記載的服制（有禮服與常服之分，包括首服、身服和足服三大部分），為我們呈現出區系類型化、多樣文化因素交融化、時空演變有序化和共存關系具象化等諸多特征。“時服入禮”，生動詮釋隋唐中華服飾文明的璀璨華章，“服”證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特別是包容性。

地域包容

考古揭示的隋唐遺存遍布全國各地，形制、結構、空間分割和人物位置具有時代共性的特征，顯示出官方制度推及地方的力度和各地的接受度。無論是廣義上的胡地與漢地，還是京冀與府州，或者交通沿線的樞紐地區與人煙稀少的邊遠地區，各地遺存皆見等級秩序分明的主與從、儀衛與生活、物質與精神的人物服飾組合模式，標識高等級身份地位的大型石質紀念物及其他珍稀材質器物上的人物服飾更有代表性。在地域分布上，最能代表當時政治與文化理念的“長安樣式”迅速傳播至各個地區，“衣如其人”的儒家服飾倫理隨時因地廣泛流布，以新理念和新風尚之名被各地接受。同一時段同類型遺存的人物服飾，既是關鍵人物官宦生活的秩序性景觀，又是中央管理體制的地方呈現。俑像服飾按照官秩、功能及親疏關系有序排列，依制設色。于是我們看到各地遺存俑像服飾的同質性：甘肅武威和慶陽、遼寧朝陽、江蘇南京和揚州、廣東廣州、湖北武漢、湖南長沙等地俑像服飾風格與陜西的長安和洛陽地區整體一致，僅有一些細節呈現的地方化差異。例如，長安、涼州、洛陽等胡人聚居地區有“今著氈裘學胡語”，劍南也有被當地人圍觀的“氈裘”青年軍人，河洛間遠征的平民弟子也以“氈衣”御寒。

性別包容

隋唐遺存的俑像、壁畫和石質葬具的人物圖像存在男女同款服飾現象，反映北朝以來服飾突破男女界限的史實，即女子易裝現象。自戰國胡服騎射以來，女性履行男性職責的事實行為打破了傳統的男女服飾邊界，女穿男裝或胡裝成為普遍現象。成因有三：一是北朝各草原游牧民族婦女地位普遍較高，男女服裝界限不甚嚴格，有些服飾男女通用，如鮮卑長裙帽、合袴、圓領或翻領束帶小袖袍服、靴履等，既保暖遮蔽又便于騎射和出行。隋唐王朝“胡氣”氛圍中女性地位的明顯變化亦源于此，如岑仲勉先生《隋唐史》所言：“自北朝以來，男女衣飾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猶爾，至開元后稍博。”⑤二是佛教提倡眾生平等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唐代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論述的“無有男女尊卑，眾共生世”觀念。三是唐代實行開放包容的治理政策。女著男裝更是唐代的時尚。皇室公主、貴族女性、侍女和普通女子皆以男裝為日常時服。《新唐書》記載：武后時女子“有衣男子衣而靴”“開元中奴婢服襕衫，而仕女衣胡服”。《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記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新唐書·五行志》等記載：“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以致于開元年間進士李華在《與外孫崔氏二孩書》中抱怨：“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各類材質的俑像、石質葬具和壁畫圖像中，女著男裝人物便是這種時風的具身化體現，有不少女穿男裝的裹頭內人形象。⑥

階層包容

自北朝以來，圓領袍服和翻領袍服成為男女、尊卑通用的服裝，也有女性著戎裝現象。孫機認為，唐代女裝無論豐儉，窄袖緊身長襦、長裙和披帔這三樣不可缺少，首服多樣，有高髻、抹額、冪?、帷帽、笠帽、胡帽，但初唐、中唐、盛唐和晚唐不同時期款式有所差異。⑦《舊唐書》卷四五載：“風俗奢靡，不依格令，綺羅錦繡，隨所好尚。上自宮掖，下至匹庶，遞相仿效，貴賤無別。”開元年間，為進一步強化“以尊君為核心”的新政治體制，再次確立了“貴賤通用（服）”的新服飾制度，造就了多民族的、統一的中華服裝體系的輝煌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人物服飾的顏色并未嚴格遵循服制的品級標準。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環境下，服飾作為一種文化表征，其傳達的文化品位、社會地位、職業道德、宗教關系和婚姻狀態等社會信息并非精準匹配，或未嚴格遵循與官品等級相對應的衣服令，出現一些非對應性現象。

民族包容

在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礎上，隋唐時期各民族服飾匯聚一堂。鮮卑服、突厥服、吐蕃服、回鶻裝，以及渾脫氈帽、羊皮“餛飩帽”、貂皮帽、突騎帽、冪?、帷帽、朱雀冠、展翼鳥冠、虛帽、步搖、束發帶、盤辮發等，甚至裝飾紋樣，都廣泛流行。“陵陽公樣”就是民族圖式包容交融的典范。其創始人竇師綸先祖為鮮卑紇豆陵氏，北魏時遷徙洛陽，孝文帝時改為漢姓竇氏。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竇師綸作蜀錦花樣“陵陽公樣”，圖式為聯珠團窠內“大、小科”動物紋樣左右對稱，代表性紋樣包括聯珠對獸（禽）團窠與寶花對獸（禽）團窠兩種型制。特點是色彩豐富艷麗、紋樣高貴大氣，充分彰顯中華衣冠之美，終得朝廷接納以“異文”厘定。

宗教包容

隋唐遺存人物服飾反映這一時期不同宗教兼容并蓄，分為主題性和元素性兩種形態，分布于不同物象系統的各個部分。石窟寺，如敦煌唐代石窟壁畫的佛教、祆教、道教等各類服飾琳瑯滿目，洛陽龍門唐代石窟集中展現石刻藝術巔峰時期的人物優美華服。陜西西安、甘肅慶城、河南洛陽和安陽一帶，各類遺存皆見僧侶俑像、壁畫和石質葬具中的佛教人物、動物和植物圖像，如李和墓、潼關壁畫墓、武惠妃墓、李憲墓、阿史那懷道墓等貴族墓石槨紋飾中的飛天、神祇、仙人、護法、儀衛、伎樂等，服飾既有世俗時裝，又有諸教共有的披帛、瓔珞、朱雀冠與展翼鳥冠，還有披袍、袒右肩裝等特殊習俗。

綜上，隋唐各類遺存所見服飾凸顯當時政治文化的包容性。首先，服飾形神與政治秩序互為表里。《開皇禮》《武德衣服令》《貞觀禮》《開元禮》等律令塑造衣冠之禮的權威性，通過服制進一步確立社會關系與等級秩序，充分融合胡漢服俗服禮，樹立華夏衣冠的規范性，彰顯隋唐王朝重振“中國”殊遠威儀的新“服”象。其次，隋唐服飾的演進發展呈現出非線性的動態軌跡。無論衣裳、裙襦、袴褶、鞋履或帽冠、頭飾及發式等，均隨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的變遷而變化。例如，材質由御寒防沙的厚實動物皮革或動物毛織品，演變為布帛絲綢或添加皮毛鑲邊，袍服領部由保暖的圓領到時髦的雙翻領和單翻領。值得一提的是，游牧味十足的風帽樣式，由北朝時期厚重的帽裙垂肩變為隋唐時期輕薄的小冠與幞頭，造型經歷了由大到小、帽頂由圓平向高頂、垂裙由長向短、由實用到禮儀或裝飾的共時性與歷時性演變脈絡。再次，隋唐服飾元素見微知著地展現多樣文化交流交融的進程。例如，步搖于東漢時期由中亞大月氏傳入，后與北魏鮮卑草原元素融合，在隋唐時期衍生出更加華麗的新形態，成為命婦身份地位的象征。源自龜茲地區的窄短半臂,后世遍布各地且演變為寬袖、袖口帶褶皺的半袖袍。源自波斯的鎖子甲、胡祿、彎韜等武備系統，經各朝改造后被接受并流傳。源自波斯、拜占庭、印度的各類服飾及紋樣同樣經歷了在地化發展歷程，如搏斗紋、騎士翼馬紋、天馬紋、象輿紋、獅子紋、鹿紋、鸞鳥紋、聯珠紋等。又次，隋唐服飾及其演變與其他遺物存在明顯的共存關系。服飾的圖紋并不局限于服飾考古實物及紡織品中，同一時代服飾中流行的圖紋在各種器物中也有反映。不同時期的圖紋反映出不同時期的制度特色、文化品位和審美愛好。我們可以從不同服飾風格（形制和紋飾）所持續的時間，對其類型與層級逐一排序，觀察其形制變化及文化包容規律，從而理解中華服飾文明在隋唐時期通過廣泛吸納、協同、均衡、新創與推動的時代脈絡，凸顯開放包容之時代特性，“服”證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歷程的輝煌時代。

【注釋】

①[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367頁。

②[日]原田淑人著、常任俠等譯：《中國服飾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988年，第174頁。

③俞偉超：《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頁。

④⑦孫機：《唐代之女子著男裝與胡服》，《藝術設計研究》，2013年第4期。

⑤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650頁。

⑥楊瑾：《漢唐文物與中外文化交流》（下），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0—90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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