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唐任伍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撰文指出：2020年后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進入了相對貧困治理階段。后“精準扶貧”時代貧困出現轉型，呈現出若干新特點：
一是生存性貧困向發展性貧困轉型。生活資料匱乏、難以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型貧困，通過“兩不愁三保障”的精準扶貧，2020年將實現全部脫貧，生存和溫飽已經不是衡量是否貧困的絕對標準，持續發展成為衡量貧困與否的重要準則。需求五層次理論中的較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滿足，社會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成為最迫切的需求，后精準扶貧時代面對的主要是發展性貧困。
二是收入型貧困向消費型貧困轉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農村居民的收入大幅提升，基本生存問題解決，對生活品質和生活質量的追求更高，消費需求多樣化，消費品質高端化，對服務性消費的需求增大，農村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質量，再加上農村交通設施日益完善，信息交流日益便捷，人口流動性增加，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產生巨大變化，消費的即時性和非理性問題凸顯，伴隨有效供給不足及供給方式落后，使得消費型貧困現象凸顯。
三是原發性貧困向次生性貧困轉型。原發性貧困是最初的、最早的貧困，次生性貧困則是二次生成的、派生的貧困。例如，異地搬遷集中安置的農民，在失去土地或者安置點遠離勞作地點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失去收入來源導致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同類人群，或者一些暫時脫貧的人口由于資產的缺乏和社會保障的強度不高不足以抵御風險，在疾病、自然災害和教育等其他風險下致貧，這些次生性貧困成為原發性貧困解決后衍生出的一些新型貧困，具有隱蔽性等特點，給后精準扶貧時代的貧困治理帶來新的挑戰。
四是農村貧困向城市貧困轉移。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大量人口從農村向特色小鎮和城市轉移，但轉移的這批人受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限制、城鄉二元制度的慣性硬約束以及轉移人口自身的思維、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軟約束，導致他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階層隔離現象將逐漸顯現，“候鳥式”“鐘擺式”的新市民成為最脆弱的一群，他們收入不穩定，勞動風險大，精神上無所寄托，從前的絕對貧困者現在以相對貧困者的新形態轉移到城市，成為城市的新貧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