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少年在法治秩序中既是法益保護對象，也是具有表達意愿、識別風險與參與公共生活能力的權利義務主體。面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及教育目標、方式與對象的深刻變化，青少年法治教育需在理念上完成從“法制”向“法治”的轉型，在主體與內容上推進體系化建設，并在對象上實現分層分類、精準施教，打造層次遞進、結構合理、有序銜接的法治教育體系。

關鍵詞:青少年法治教育  權利義務意識  協(xié)同治理  數字賦能 

【中圖分類號】D920.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對學生的法治教育，使學生養(yǎng)成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五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提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協(xié)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強調“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尚法治、恪守規(guī)則、尊重契約、維護公正的良好環(huán)境”。青少年法治教育，不僅指向未成年人權利義務意識、規(guī)則意識的培育，而且承載著夯實法治中國建設社會基礎、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任務。

近年來，圍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一系列法規(guī)政策密集出臺，一體推進的法治育人格局初步形成。2025年11月1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宣傳教育法》正式施行，首次以國家立法方式專章規(guī)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問題，對全方位提升青少年法治素養(yǎng)作出制度安排。在制度體系逐漸健全的背景下，應牢牢把握新時代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總體方向，深入分析實際工作中面臨的挑戰(zhàn)，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措施，整合各方面力量，抓實青少年法治教育。

把握總體方向

面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及教育目標、方式與對象的深刻變化，青少年法治教育需在理念上完成從“法制”向“法治”的轉型，在主體與內容上推進體系化建設，并在對象上實現分層分類、精準施教，打造層次遞進、結構合理、有序銜接的法治教育體系。[2]

更加注重培育法治觀念和法治意識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標志著青少年法治教育由此前的“法制教育”階段，進入“法治教育”階段。法制與法治，反映出治理方式的不同。前者強調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著眼于法律條文的制定、執(zhí)行與監(jiān)督，是秩序的外在表現形式，并重在對行為的約束；后者強調法律所承載的正當性、權威性與公正性等基本價值，側重于公民對社會秩序的自覺遵守與價值認同。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內涵更新，正是這一理念轉向在教育領域的體現。早期的法制教育主要停留在對法律條文的知識傳授，其目標在于讓青少年知法、守法，強調青少年對規(guī)則的了解和遵守。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陸續(xù)出臺《教育部關于加強教育法制建設的意見》《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關于加強青少年學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小學法制教育指導綱要》等規(guī)范性文件，普遍將學習法律、法規(guī)作為法制教育的重要內容，強調知識層面的掌握。而法治教育強調規(guī)則背后的價值，其重點不僅在于教導法律的內容，而且在于讓青少年在權利與義務的雙向理解中，形成法治觀念和法治信仰。這一理念變化，同樣可以從規(guī)范性文件相關表述的演變中得到印證。例如，教育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2016年聯(lián)合印發(fā)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提出，要推動青少年法治教育“從傳授法律知識到培育法治觀念、法律意識的轉變”。

法治的實質價值在于以法律為手段，實現約束國家權力與保障公民權利，其關鍵在于尊重個人權利、維護個體自由并實現社會正義，這是有關法治的基本共識。[3]青少年法治教育須回歸法治的本體價值。從教育的主體來看，首先需確立青少年作為社會參與者的主體意識。青少年正處于人格塑造與社會化的關鍵階段，社會參與意識與價值體系初步形成，確立其作為社會參與者與權利義務主體的身份認同，是推動其由被動遵守規(guī)則走向主動理解、運用與維護規(guī)則的前提。進一步來看，法治的理性秩序還要求權利義務意識的確立?，F代法治通過權利的確認與救濟，實現個體理性的共存。[4]因此，青少年法治教育應以權利義務意識為重點內容，引導學生在理解自身權利的同時認識義務界限，既能夠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能夠在日常交往中尊重他人權利、遵守公共規(guī)則。這一理念也與《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中提到的“以權利義務教育為本位”“將權利義務教育貫穿始終，使青少年牢固樹立有權利就有義務、有權力就有責任的觀念”等要求相契合，體現新時代青少年法治教育，從條文灌輸向價值引領與意識培養(yǎng)的轉向。

更加注重系統(tǒng)性與協(xié)同性

長期以來，我國青少年法治教育存在部門職責分散、資源配置不平衡、機制銜接不暢等問題，各主體分別開展工作，但缺乏統(tǒng)一規(guī)劃與協(xié)同機制，導致資源重復投入、政策執(zhí)行碎片化與成效持續(xù)性不足。近年來，青少年法治教育相關的一些工作推進，已逐步關注并回應前述問題，體系化導向日益明晰。從《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六個五年規(guī)劃（2011－2015年）》（“六五”普法規(guī)劃）提出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格局，到《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進一步明確政府、學校、社會、家庭“四位一體”協(xié)同架構，再到實踐層面逐步形成以國家機關法治教育為主導、學校法治教育為基礎、社會法治教育為支撐、家庭法治教育為依托、自我法治教育為補充的“五位一體”體系雛形，[5]協(xié)同治理的架構已初步成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宣傳教育法》的出臺，以法律形式確立國家、學校、社會、家庭協(xié)同配合的體系框架。按照法律規(guī)定，體系化建設重點可從兩方面展開。一是不同主體的一體化統(tǒng)籌。該法第四章構建了教育行政部門統(tǒng)籌規(guī)劃、司法機關和社會組織提供資源支持、學校落實課程教學、家庭強化行為引導的責任體系。在此基礎上，體系化建設的關鍵在于進一步明確各主體職責邊界，建立協(xié)作順暢、互相支持的綜合運行機制。二是內容體系的層級化構建。縱向上，依據不同年齡段、學段的認知特征與成長規(guī)律，實現從規(guī)則意識、權利義務到憲法精神、公民責任的遞進式教育；橫向上，通過國家課程標準與資源共享機制，促進區(qū)域間的均衡發(fā)展，縮小城鄉(xiāng)差距與資源落差。

更加注重差異化和精準化

在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不斷完善的背景下，差異化與精準化正成為提升實效的關鍵方向。長期以來，我國將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作為法治教育的重要目標，并通過“法治副校長”“法治進校園”以及建設各類法治教育基地等途徑，逐步形成以一般預防、早期干預為主要內容的基礎框架。然而，隨著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形態(tài)與風險特征日益多樣，普及式教育已難以有效覆蓋不同群體的復雜需要。近年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qū)矯正法》，均將法治教育作為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并要求在專門教育、案件辦理和刑罰執(zhí)行等環(huán)節(jié)，同步開展針對性法治教育。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面向特定未成年人群體的法治教育，提供了分層分類依據。一是對實施嚴重不良行為并接受專門教育的未成年人，專門學校應開展針對性的法治教育，分級分類進行教育和矯治；二是公檢法機關應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針對性的法治教育；三是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區(qū)矯正機構，應對未成年犯、未成年社區(qū)矯正對象加強法治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

從理念上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要求充分尊重個體差異，以適應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點為前提，設計法治教育路徑。傳統(tǒng)普法以統(tǒng)一內容和模式為特征，在回應青少年內部高度異質性方面存在局限，尤其是對成長經歷復雜、已有行為偏差的青少年而言。此類群體的教育目標，不僅在于強化法律對其的約束，更在于通過個體評估、分級干預與專門輔導，實現規(guī)則認知、行為規(guī)范與再社會化能力的重建。[6]由此，分層分類的法治教育，既是回應群體差異化特征的技術安排，也是貫徹恢復性司法理念、增強教育實效的應有路徑。

認清短板弱項

青少年法治教育在制度推進和實踐探索中取得積極進展，但在具體運行層面仍面臨挑戰(zhàn)。當前，權利義務意識培育仍不充分，體系化支撐機制有待鞏固，數智時代法治教育調整適應不足，面向特定未成年人群體的精準化供給能力有待加強，致使制度目標與實際狀況之間存在一定落差。

權利義務意識培育有待加強

青少年在法治秩序中既是法益保護對象，也是具有表達意愿、識別風險與參與公共生活能力的權利義務主體。從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轉型，意味著青少年法治教育應重在權利與義務的統(tǒng)一視角下，引導未成年人能夠在二者的互動關系中理解法律的價值，在充分維護自身權利的同時，學會尊重他人權利。但當前法治教育仍以紀律宣傳、違法后果警示為主要方式，側重“什么不能做”“做錯的法律后果”，易造成青少年對法律的理解停留在最低限度的遵守，并進一步導致兩方面問題。

自我保護意識與權利主張能力不足。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guī)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fā)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各部門法亦賦予未成年人相應的具體權利。但圍繞相關權利的類型、實現方式及救濟途徑等問題的法治教育不夠充分，致使部分未成年人因沒有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及時向家庭、學校或司法機構求助，而錯失預防與干預時機。

權利尊重與公共規(guī)范意識不足。在盜竊、校園欺凌、網絡侮辱、隱私泄露等典型情形中，有的未成年人雖知曉行為違法，但仍因同伴壓力、情緒宣泄或網絡匿名等因素實施侵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他人權利、自身義務與公共秩序的漠視。有的未成年人對法律規(guī)則的理解呈現“底線式”思維，將刑事責任年齡、犯罪數額標準等視為規(guī)避責任的參考線。形式上的知法，并未形成對規(guī)則的內在認同，法律規(guī)范難以成為自律性的行為準則。

體系化建設有待加強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跨部門、跨領域、跨場域的綜合性公共事務，需要形成統(tǒng)一規(guī)劃、協(xié)同推進的整體格局。但規(guī)劃碎片化、教育連續(xù)性與一體化不足、協(xié)同機制不健全等實踐問題，制約其體系化目標的實現。

規(guī)劃碎片化，職責邊界不清。法治教育已從學校內部事務，上升為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執(zhí)行層面仍呈現出教育系統(tǒng)、司法機關、社會組織等分線推動的狀況。某些地區(qū)仍存在學校開展課程、司法機關另行推進法治宣傳、公安部門聚焦治安防控、社會組織僅關注某一領域的并行狀態(tài)，部門之間目標不完全一致，易造成條塊分割與重復投入。

課程內容缺乏連續(xù)性與一體化。一方面，目前法治教育尚未形成匹配不同年齡階段、認知階段的課程，難以構建從規(guī)則認知到權利義務意識、從行為約束到價值認同的層級遞進結構。另一方面，區(qū)域、城鄉(xiāng)、校際資源分布不均。城市重點學校普遍具備較成熟的法治課程體系、師資儲備與社會支持體系，而部分農村地區(qū)學校在師資、經費與外部資源整合能力方面相對不足。從公安司法機關辦理的涉及青少年的案件來看，農村地區(qū)強化法治教育的需求更為迫切。

跨部門協(xié)同機制不健全。近年來，多地探索檢教協(xié)作、家校社聯(lián)動等機制，但多數仍停留在普法活動層面的協(xié)同，缺乏聯(lián)席決策、信息共享、課程共建與效果評價等一體化機制。司法機關、教育系統(tǒng)與社會力量之間尚未形成常態(tài)化合作模式，司法機關和社會力量的參與多為一次性、活動式支持，尚未形成制度化、持續(xù)性的教育供給體系。

數智適應性有待加強

互聯(lián)網和數字媒體的普及，不僅深刻改變青少年的認知方式與社會交往，而且拓展法治教育的途徑。網絡為法治教育提供更加開放、多樣、互動的傳播途徑，為資源共享和普惠供給創(chuàng)造條件；而其所具備的匿名性、虛擬性、互動性等特征，可能使法治教育面臨新的挑戰(zhàn)。當前，法治教育尚未充分回應前述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法治教育的數字化轉型不足。現實中，多數學校的法治教育仍依賴課堂講授與集中宣講，數字資源建設相對滯后。盡管新媒體平臺不斷涌現，但優(yōu)質法治教育內容在網絡空間中的供給仍然存在系統(tǒng)性不足。二是法治教育與網絡行為特征匹配性不足。網絡拓展青少年表達與交往的空間，卻未同步強化相應的責任意識。有的青少年將網絡視為私人空間，對侮辱、誹謗、隱私泄露、網絡詐騙等行為的侵權乃至違法犯罪屬性缺乏準確理解，將侮辱、惡搞、造謠、“開盒”等行為娛樂化。同時，青少年因缺乏風險防范、個人信息保護等意識，在網絡交往中易暴露于高風險情境，更易成為侵害對象。

精準化供給能力有待加強

對于罪錯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法治教育成效直接影響其行為矯治、再犯預防與社會安全。近年來，罪錯未成年人分層干預逐步制度化、規(guī)范化，專門學校、社會觀護基地等教育矯治場所不斷健全。[7]目前，面向罪錯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主要呈現兩方面問題。

與一般法治教育區(qū)分度不高，缺乏符合罪錯未成年人特點的專門課程體系。專門學校、社會觀護場所的法治教育內容與普通學校普法課程高度趨同，其背后邏輯在于仍將罪錯行為簡單歸因于規(guī)則意識薄弱，忽視其背后存在的深層次原因。一些場所的法治教育聚焦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條文內容，注重未成年人機械記憶刑事責任年齡、犯罪構成與后果，反而可能產生有意識規(guī)避懲罰等負面影響。

面向不同罪錯未成年人的個別化教育不足，難以體現不同未成年人的特殊需求。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要求在罪錯未成年人內部依據行為類型、風險等級等進行差異化教育安排。從制度設計看，社會調查、心理咨詢等應為法治教育內容提供依據。但實踐中，這些體現未成年人個人特點的材料，尚未轉化為法治教育的具體指引，未能有力支持教育的差異化供給。

抓實重點工作

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緊跟時代步伐，順應發(fā)展要求，在針對性和實效性上下功夫。

強化規(guī)范引導

強化青少年的主體意識。青少年是法律意義上的權利義務主體和公共生活的參與者。在青少年價值觀塑形的關鍵時期培養(yǎng)權利義務意識，不僅關系個體成長，而且影響法治秩序的代際傳承與可持續(xù)發(fā)展。主體意識包含未成年人對自身權利地位，以及對與享有權利相對應的義務、責任、規(guī)則和公共利益的自覺認知。具體來看，學?？梢酝ㄟ^班級事務平等協(xié)商、校園規(guī)章共議、校園事務參與等貫穿日常教育管理的安排，使未成年人認識到自身并非僅是教育對象和紀律管理的受體，引導其在日常生活中體驗規(guī)則的形成、執(zhí)行與監(jiān)督過程，使其在具體的情境中，逐步形成自主意識與公民意識。

推動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的協(xié)同發(fā)力。2022年發(fā)布的《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課程標準》提出，在法治教育中發(fā)揮道德的支撐作用，在道德教育中強化法治的規(guī)范引導。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應在目標、內容與路徑上形成相互支撐的整體關系。道德教育，培養(yǎng)情感共鳴和社會責任感；[8]法治教育，提供規(guī)范依據與程序路徑。教學實踐中，應將道德培養(yǎng)作為權利義務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使未成年人能夠理解他人權利受到侵害時的心理體驗，在情感層面建立對權利價值的認同。通過情境模擬、角色扮演、受害人視角討論等方式，引導未成年人在真實沖突案例中反思欺凌、網絡辱罵、泄露個人信息等行為的危害，理解權利與人格尊嚴的不可替代性。

強化體系建設

健全自上而下的規(guī)劃體系。中央層面應結合全國法治宣傳教育規(guī)劃，明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分學段目標體系、課程框架與能力指標，確保教育的遞進性，并在教育內容上形成國家基本標準；省域層面應制定區(qū)域實施方案，重點解決資源不均問題；基層教育行政部門落實本地執(zhí)行路徑，建立區(qū)域資源庫與培訓協(xié)作機制。通過縱向聯(lián)動、統(tǒng)一標準，避免理解偏差與推進斷層。

明確部門職責與協(xié)同鏈條。從各部門職責來看，教育行政部門承擔統(tǒng)籌與評估職責，將法治教育納入學校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學校落實課程教學與日常管理中的法治育人任務；司法機關及相關專業(yè)部門、機構提供課程研發(fā)、教學支持與實踐資源；家庭負責日常習慣與風險防范教育。此外，在互聯(lián)網深刻影響青少年成長的情況下，網信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充分參與法治教育工作。在此基礎上，通過聯(lián)席機制、共同課程、實踐基地等方式，推動家庭、公檢法司等機關部門、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形成常態(tài)化分工協(xié)作體系。

建立資源整合與分享機制。統(tǒng)一規(guī)劃的關鍵在于，在資源整合的前提下縮小發(fā)達地區(qū)與偏遠地區(qū)、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在資源供給側，探索區(qū)域共享資源庫、法治宣講團、校際聯(lián)盟與法治實踐基地聯(lián)動運行，提高資源配比效率，避免投入重復與功能重疊；推動法治副校長、法治輔導員、實踐基地等資源向薄弱地區(qū)傾斜，通過網絡建立區(qū)域課程與師資共享機制，支持偏遠地區(qū)通過遠程課程、巡講制度與協(xié)作辦學獲取穩(wěn)定資源。對民族聚居與偏遠地區(qū)，應結合文化語境與社區(qū)結構開展差異化支持，以保障公平可及與教育質量的一致性。

強化數字賦能

在數智時代背景下，法治教育須順應技術發(fā)展，實現內容體系與教育手段的雙重更新。

將網絡素養(yǎng)作為法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引導青少年認識網絡行為的公共屬性，理解網絡空間同樣受法律約束，培養(yǎng)依法用網、理性表達與負責任參與的意識，重點圍繞個人信息保護、網絡言論規(guī)范、網絡性侵害防治等青少年網絡活動中高頻出現的風險場景開展針對性教育與風險防范引導。

推動法治教育的數字化轉型。應依托信息化平臺與智能技術，開發(fā)高質量、可持續(xù)的法治教育資源，推動內容呈現的數字化、交互化與沉浸化。教育、網信、司法等部門常態(tài)化協(xié)作，聯(lián)合互聯(lián)網企業(yè)與專業(yè)機構建設資源共享平臺，實現課程、案例與數據的統(tǒng)籌供給。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產學研互動的方式，促進優(yōu)質資源的開放流通與結構整合，提升法治教育的普惠性與實效性。

強化分類施教

在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總體架構不斷完善的背景下，針對罪錯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需要在普法體系之外形成一套特殊且與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銜接的體系，可以從以下方面重點推進。

構建與風險等級相匹配的專門課程體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關于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與涉罪行為的分層規(guī)定，圍繞行為類型、風險等級和身心發(fā)展階段，設置差異化課程內容、教學目標與評價標準。

圍繞行為偏差規(guī)律把握教育重點。罪錯未成年人存在同理心欠缺、對規(guī)范的認識有偏差、價值觀不正確等共性問題。[9]因此，法治教育應突出理解權利侵害性、強化權利義務雙向認知、提升道德判斷與自我控制能力等；依托心理評估、家庭狀況調查、社會調查等手段，將心理偏差、成長過程和重大事件影響等因素納入風險預判范圍，并作為開展針對性法治教育的依據。

構建部門銜接與信息共享的支持鏈條。在學校、教育行政、民政、司法機關等部門之間，建立信息協(xié)同與支持聯(lián)動機制，保證未成年人在校園、社區(qū)與司法等環(huán)節(jié)間，實現信息互通與處置連續(xù)。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體系性預防與矯治研究”（項目編號：24FXA004）成果；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劉穎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張宏莉／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