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近年來，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動實踐呈現出多樣化的新態勢，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科技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基礎研究受到更多重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經濟基礎好、科研力量強、創新環境佳，根據自身定位及優勢特色，探索形成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不同路徑。我國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注重“創新濃度+產業韌性+生態價值”的綜合評價，通過“創新驅動—制度破壁—生態優先”的綜合策略，在全球創新和產業變局中擘畫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藍圖。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創新驅動 現代化產業體系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新質生產力將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在自主創新尤其是科技型企業自主創新的條件下形成。新質生產力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的產出。我國大中城市因地制宜率先開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實踐，初步形成了各自城市的新特色。
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態勢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1]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我國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當前，在一線城市、部分二線城市均出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互動發展、互相增強的積極動向。
企業自主創新成為創新鏈的核心環節。創新生態和創新鏈的重要主角是企業，主要是科技型企業，尤其是其中的頭部企業或鏈主企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民營企業可以公平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創新項目，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的體制機制在完善，創新主體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和公平執法等方面的壁壘正在破除。民營企業已然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之一。華為、比亞迪、騰訊、華大、大疆等新興產業頭部企業的創新實力表明，民營企業自主創新在科技攻關方面具有巨大潛力，是創新和產業生態的基石，是創新鏈的中堅力量。
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在科技創新中的源頭地位更加凸顯。近年來，國家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將其視為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支撐，并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投入、平臺建設和人才引育等多維度發力，取得了顯著成效。第一，研發投入持續增長。2024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為2497億元，比上年增長10.5%。[2]第二，大科學裝置集群崛起。已建成運行“中國天眼”FAST、散裂中子源等30余個大科學裝置。第三，重大原創成果涌現。基礎前沿領域取得突破，“九章”系列光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系列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保持國際領先。加快破解“卡脖子”問題，光刻機光源技術、航空發動機單晶葉片材料等取得進展。第四，體制機制深化改革。推行“揭榜掛帥”“賽馬制”等新型科研組織模式，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基礎研究投入、人才隊伍建設和體制機制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擴大了全球影響力。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國排名第10位，較2012年上升24位。[3]第五，基礎研究賦能產業創新。中國通過戰略聚焦、資源傾斜和制度創新，在基礎研究領域正從“跟跑”向“并跑”“領跑”轉變，基礎研究不僅為技術突破提供理論基石，更成為大國經濟和產業競爭的關鍵力量。
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特色
新質生產力的特點是創新，將創新作為第一動力，激發生產要素活力，培養新型人才，使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具，構建新網絡、新平臺，形成發展新模式和新動力。[4]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經濟基礎好、科研力量強、創新環境佳，根據自身定位及優勢特色，探索形成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不同路徑。
北京以“三城一區”建設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
一個時期以來，北京通過規劃建設“三城一區”，形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創新中心主平臺功能，引領全國新質生產力發展。北京的“三城一區”指的是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以及創新型產業集群示范區（包括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順義區）。“三城一區”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和發展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構成北京乃至全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格局。中關村科學城的定位是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聚焦原始創新和前沿技術突破。中關村科學城以海淀區為主體，涵蓋中關村大街、清華北大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區域。懷柔科學城定位是國家綜合性科學中心，聚焦大科學裝置和基礎研究。未來科學城以昌平區為核心，分為東區能源谷和西區生命谷，定位是全球領先的技術創新高地，聚焦應用研究與成果轉化。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位于亦莊地區，輻射大興、通州部分區域，其定位是高新技術產業，聚焦高端制造與產業落地。
北京“三城一區”的協同作用和戰略意義為：一是形成功能互補格局，中關村科學城聚焦原始創新，懷柔科學城聚焦基礎研究，未來科學城聚焦應用轉化，亦莊經開區聚焦產業落地，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一體化發展。二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三是打造國際競爭力，助力北京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支撐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通過“三區一城”的聯動，北京正加速從“資源集聚”向“創新引領”轉型，成為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
上海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構建創新網絡與產業生態
上海作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引擎，依托其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優勢，在區域協同中探索出“戰略引領、開放賦能、策源驅動、生態共生”的新質生產力發展路徑，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網絡與產業生態。上海在長三角協同發展背景下，培育新質生產力的經驗和特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戰略定位：長三角一體化的“超級節點”。首先，加強區域內功能分工協同，推動“上海策源+長三角轉化”，上海聚焦基礎研究，蘇浙皖承接成果轉化加先進制造。其次，加強交通網絡互聯，建設“軌道上的長三角”，1小時通勤圈覆蓋蘇州、嘉興等城市，促進人才、技術高頻流動；加強航運樞紐聯動，上海港與寧波舟山港、南通港共建組合港，形成“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長江經濟帶港口群”協同體系。
創新策源：構建全球范圍科創共同體。首先，推進大科學設施共享，搭建“上海光源+X”網絡，上海光源、硬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裝置向長三角科研機構開放。其次，促進產學研跨域融合，形成“創新飛地”模式，上海楊浦區在合肥設立“科創飛地”，孵化量子計算企業。再次，強化產業鏈協同創新，打造集成電路“長三角走廊”，形成完整產業鏈。最后，推動生物醫藥聯合攻關，建立“新藥創制聯合體”，共享臨床資源，縮短研發周期。
開放賦能：打造全球資源配置的“上海樞紐”。首先，促進金融資本跨境聯通，構建“科創板+長三角”。其次，加快規則標準輸出，推進“臨港經驗”復制推廣，上海自貿區“一業一證”“商事登記確認制”等362項改革成果在長三角復制，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再次，加強高端服務輻射，打造法律仲裁協同，推進上海國際仲裁中心與南京、杭州仲裁院共建長三角仲裁聯盟。
生態共生：“創新雨林”與“產業森林”深度融合。首先，構建梯度產業生態，探索“頭部企業+隱形冠軍”模式，上海特斯拉超級工廠拉動均勝電子、寧德時代等1000余家供應商。其次，推進綠色協同轉型，進行碳市場聯動，探索開展碳排放權跨區域交易，覆蓋鋼鐵、化工等長三角重點行業。再次，實現數字底座共享，在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上，實現長三角30萬家企業設備數據互聯。最后，打造“長三角通”政務平臺，推進醫保結算、營業執照辦理等138項服務跨省通辦。
上海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經驗在于，以國家戰略為錨點，以開放樞紐為杠桿，以科創策源為引擎，以長三角共生為基底。其特色可概括為：“全球視野+區域深耕”，既鏈接國際高端要素，又深度融入長三角產業鏈；“硬科技+軟實力”，基礎研究突破與金融、法律等制度型開放相輔相成；“頭部引領+生態賦能”，通過特斯拉、商湯等標桿項目帶動區域產業升級。上海經驗表明，超大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并非“單兵突進”，而是“以一體化的確定性應對全球產業的不確定性”，為世界級城市群創新協同提供中國方案。
深圳以制度創新持續培育與優化創新和產業生態
深圳經歷了要素驅動階段和產業創新階段，當下正處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階段，新質生產力將在這個新階段加速形成。深圳的創新和產業生態特征為“物種”多樣且強大，“網鏈”完整且堅韌，“養料”充分且健康，特別是“市場主導+政府服務”的制度特征，具有重要價值。
“物種”多樣且強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頭部”企業，如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比亞迪、電子信息技術行業的華為、互聯網行業的騰訊、生物科技行業的華大基因、新材料行業的光啟技術、節能環保行業的研祥智能、高端裝備（無人機）制造行業的大疆、醫療器械行業的邁瑞醫療、超高清視頻顯示行業的TCL等，是深圳創新和產業生態的強大“物種”。
“網鏈”完整且堅韌。深圳在產業鏈、配套鏈（產品鏈）、供應鏈、創新鏈和服務鏈等環節具有顯著優勢。深圳擁有全部31個制造業大類，形成了梯次型現代制造業體系；產業鏈從原材料供應到最終產品的生產都有相應的產業支撐和“鏈主”企業帶動；配套體系非常完善，不僅在硬件制造方面有著豐富的資源，還有眾多的設計、研發、檢測、認證等相關服務企業，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變化。
“養料”充分且健康。深圳是中國最具創新創業活力的城市之一，在創投資本、社會資金、公共服務等方面，為創新創業提供良好條件。例如，2023年，深圳設立了規模為100億元的天使投資引導基金，以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天使期、初創期的企業。深圳還通過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方式，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深圳創新和產業生態具有鮮明的“市場主導+政府服務”特征，具有“6個90%”的獨特創新現象：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于龍頭企業，體現出創新和產業生態的市場主導。深圳的核心競爭力是創新，創新成功“秘訣”在生態，政府需對創新和創新生態更好發揮作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政府對產業發展的直接干預趨于減弱，具有專業化水準的預見能力、協同能力，以及基于這些能力的實際操作，成為考量政府作用與產業發展的標尺。
深圳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制度創新釋放活力，以全球視野整合資源。通過“科技—創投—產業”良性循環和“企業—政府—社會”協同機制，深圳正在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可復制的經驗。未來，隨著更多原創性、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深圳有望成為全球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杭州以數字經濟培育打造創新發展引擎
近年來，杭州重點打造城西科創大走廊、杭州高新區、錢塘新區、蕭山科技城、杭州臨平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杭州國際金融科技中心等六大創新引擎和產業集群，體現出杭州在數字經濟、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等領域的突破性布局。“杭州六小龍”火爆出圈，展現了杭州在科技創新上的實力。杭州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數字經濟引領，培育發展動力。杭州初步形成“數字經濟+硬科技”生態，電子商務（阿里巴巴、螞蟻集團）、云計算（阿里云）、人工智能（之江實驗室、達摩院），是數字經濟的關鍵領域。2024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6305億元，同比增長7.1%，占全市GDP比重達28.8%。杭州發展數字經濟的典型場景，一是城市大腦，數字化治理覆蓋交通、醫療、政務等領域；二是直播電商，集聚遙望科技、交個朋友等頭部企業，占全國直播電商份額超過30%。
創新生態融合，構建“產學研用”閉環。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大學杭州高等研究院，聚焦基礎研究與前沿技術，形成強有力的平臺支撐；阿里巴巴達摩院、華為杭州研究院等推動企業主導的技術轉化；政府推進政策協同，發布“鳳凰計劃”等，培育獨角獸企業和專精特新“小巨人”。
新興產業崛起，搶占未來賽道。生物醫藥方面，錢塘新區“杭州醫藥港”集聚藥明生物、啟明醫療等企業，打造長三角生物醫藥產業高地。智能物聯方面，海康威視、大華股份引領智能安防，拓展自動駕駛、工業互聯網應用。綠色能源方面，萬向集團、吉利集團布局新能源汽車與儲能技術。
開放協同發展，鏈接全球資源。完善國際化布局，濱江高新區吸引微軟、松下等外企研發中心落戶；杭州臨空經濟示范區依托蕭山國際機場，發展跨境電商、航空物流。
產城人融合，塑造“宜居宜業”新范式。提升人才吸引力，實施“人才生態37條”，數字經濟人才凈流入率位居全國第一；在未來科技城、云城等區域配套人才公寓、國際學校。打造綠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西溪濕地、千島湖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協同，推廣零碳園區、綠色建筑。
杭州未來一個時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方向，主要是硬科技突破，聚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機器人等前沿領域；制造業升級，推動“未來工廠”建設；全球化鏈接，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杭州以數字經濟為底色，通過創新生態、新興產業、開放協同和產城融合，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驅動力。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舉措和建議
我國城市在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需形成共性策略，構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基石；需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和優勢，避免同質化競爭，形成差異化發展路徑；需防范風險，避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誤區。
共性策略：夯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基石。其一，優化創新生態。推行“創新包容期”制度，對量子計算、生物制藥和合成生物等前沿領域企業，建議給予3-5年監管豁免期；試行建立“高校—企業雙聘制”，允許科研人員保留編制的同時在企業兼職。其二，完善產業政策。實施“產業鏈韌性評估”，對半導體、新能源等戰略產業繪制風險圖譜，動態調整國產替代優先級計劃；設立“鏈主企業責任制”，鼓勵大型龍頭企業每年帶動不少于50家中小企業技術升級；發展耐心資本，地方政府引導基金退出期限延長至15年，容忍早期硬科技投資虧損，并長周期注資。其三，深化區域協同。共建科創飛地模式，例如，北京懷柔與雄安新區聯合設立大科學裝置共享園區；深圳在贛州建設“反向飛地”承接產業溢出。建立“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考核”，例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試點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的GEP核算及橫向補償機制。其四，創新治理模式。推廣“城市未來場景實驗室”，例如，成都建設元宇宙政務大廳測試虛實融合治理。試行“政策眾包設計”，通過區塊鏈平臺征集企業對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領域的監管建議。建立“新質生產力統計體系”，建議在國家統計體系中增設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細分指標，動態監測轉型成效。
分類施策：基于城市稟賦形成差異化發展路徑。其一，對于國家戰略科技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合肥等，可從以下方面著手：聚焦強化基礎研究與“卡脖子”技術攻關，深化“大科學裝置+國家實驗室”協同；探索“科學家持股+政府讓利”模式，允許科研人員以技術入股比例突破現行30%的限制，激發成果轉化動力；建設“概念驗證中心”，在高校密集區設立中試基地，破解“死亡之谷”魔咒。其二，對于數字經濟先導型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聚焦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數字技術開源生態”，杭州可聯合阿里達摩院、之江實驗室共建AI模型開源社區，吸引全球開發者參與；布局“工業元宇宙”新賽道，深圳可依托華為、騰訊搭建虛實融合的智能制造平臺，在電子、醫療器械領域率先實現數字孿生工廠全覆蓋；創新數據要素流通機制，試點數據跨境流動“白名單”，允許金融、醫療等領域特定數據合規出海。其三，對于傳統產業升級型城市，如廣州、武漢、蘇州和寧波等，可從以下方面著手：聚焦以智能化、綠色化重構傳統優勢產業；實施“燈塔工廠領航計劃”，廣州汽車、蘇州紡織可聯合西門子、樹根互聯，三年內打造30家世界級智能工廠；建設“產業大腦+共享制造”平臺，整合中小企業的設計、產能和供應鏈數據，發展分布式柔性生產；推廣“ESG+產業集群”認證，對家電、建材等出口型集群引入碳足跡追蹤，對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其四，對于內陸開放樞紐型城市，例如成都、重慶和鄭州等，可從以下方面著手：聚焦以通道經濟撬動價值鏈升級；構建“亞歐陸海快鏈”體系，例如成都青白江鐵路港可聯合欽州港，開展“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聯運提單金融化試點；發展“保稅研發”新模式，例如重慶兩江新區可設立集成電路設計保稅實驗室；打造“數字絲綢之路節點”，例如成都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可建設面向東盟的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二級節點。
防范風險：避免新質生產力發展誤區。其一，警惕“超前透支”，防止三四線城市盲目跟風量子、元宇宙、人工智能等高端產業，需設置技術成熟度評估門檻。其二，打破“數據孤島”，避免各城市工業互聯網平臺重復建設，支持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共建國家級工業數據樞紐。其三，協調“國資民資”，規范政府產業基金投資比例，建議國資持股不超過30%，以保障市場活力。其四，避免“綠色泡沫”，建立新能源項目全生命周期碳核算。
中國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走出“唯GDP論”慣性，轉向“創新濃度+產業韌性+生態價值”的綜合評價，既要避免“全能冠軍”的盲目追求，也要警惕“轉型焦慮”的動作變形。通過“創新驅動—制度破壁—生態優先”的綜合策略，在全球創新和產業變局中擘畫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藍圖。
【本文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略
責 編：于洪清 張 凡／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