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性概念
——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 麻國慶
理解中華文明，必須超越表層文化符號層面，轉而從多元一體視角切入，深入其生態結構、民族結構和文化結構層面加以理解。在一定意義上，多元一體視角是認識中華文明的核心出發點之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并非靜態的模式，而是動態的多層次結構。其既是回溯中華文明五千年演進的“解碼鑰匙”，揭示各民族交往交融、命運與共的發展歷程，也是破解現代多民族國家治理難題的“理論工具箱”，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學理支撐。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相關理論探討核心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探尋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背后，人類文化和心理層面具有的共性內涵；其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尋求理解、互補、共生的邏輯。唯有在多元基礎上凝聚文化共同性與一體性，方能推動心態秩序的構建。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需立足于自身文明歷史展開，這由該國民族結構和文化結構的發展歷程所決定。中華文明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結構”。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標識性概念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不僅是新時代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敘事和話語表達，更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亟待深化的關鍵議題。如何推動其從理論命題提煉為學術范式，仍需進一步探索。這就要求我們開展跨學科研究，將中華文明的標識性概念納入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核心研究范疇，以理論創新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麻國慶，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與區域、全球化與跨區域社會體系。主要著作有《永遠的家：傳統慣性與社會結合》《人類學的全球意識與學術自覺》《破土而出：流動社會的田野呈現》等。
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 張冠梓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戰略任務，其核心在于通過系統性提煉中華文明符號，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與精神價值，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一體系不僅承載著民族集體記憶與自我認同，更有助于我國在全球文化競爭中展現獨特文明魅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支撐。
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需遵循科學原則。該體系涵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五大維度，通過具象化、符號化的方式系統呈現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例如歷史遺產、地理標志、思想觀念、政治制度及生態理念等，形成可感知、可傳播的標識譜系。
在實踐層面，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海外傳播需注重策略性與針對性，結合不同地區受眾的文化心理與審美需求，借助新媒體技術增強傳播效能。通過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等多種渠道融入國際對話，例如以“國潮”產品、傳統節日、文化活動等為載體，推動中華文化符號走向世界，促進文明互鑒。（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張冠梓，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黨委副書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法律人類學與法律社會學、海外中國學。主要著作有《論法的成長——來自中國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詮釋》《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法律文獻匯編》《法律人類學：名家與名著》（主編）等。
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歷史唯物主義審視
——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涂良川
人工智能技術是全新的通用技術，其跨越領域與行業的能力強化自身的技術替代性，正重構人類生產組織方式，形成數字勞動、數智勞動和生產勞動并行的社會生產體系。只有深入洞見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核心邏輯，在人類歷史的整體邏輯中定位這一技術替代本身的社會歷史效應，才有可能使技術與人一同進化，確保人類社會進化的正確方向。
一是審慎選擇審視人工智能替代邏輯及其效應的歷史尺度。面對技術替代可能引發的智能認知的科學確定性難題以及主體焦慮的存在論難題，必須將其置于人類整體發展的歷史尺度之中加以考察，并從中認識技術發展的必然、人類進化的復雜和集體力量的強大。二是辯證看待人工智能技術替代在歷史開顯中的現實張力。人工智能的技術替代顯然比自動化時代的技術替代更全面、更徹底、更快捷，其對生產的重構、對認識的重塑和對主體的考問，并非對人類創造歷史主體地位的排除，而是在“人-人工智能-物”的三元結構中對人類活動及其意義的重新定位。三是變革既有的理論與觀念，全面推進人類的繁榮與技術的繁盛。我們需要革新與人工智能時代同行的思想理論觀念，真誠地思考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機遇，真實地判定人與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邏輯，真切地關懷人類歷史發展的狀態，真實地憧憬人類歷史的未來。（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涂良川，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廣東特支計劃”宣傳思想文化領軍人才。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和政治哲學。主要著作有《馬克思政治哲學視域中的分配正義問題研究》《“創造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邏輯》（合著）等。
筑牢金融強國的統計基礎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庫）副院長 朱啟貴
作為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關鍵構件之一的金融統計核算體系，能夠綜合反映金融經濟運行情況，是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完善金融統計核算體系不僅有助于全面監測與評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成效，還能為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優化政策調控提供關鍵支撐。
新時代，我國金融統計核算面臨新的挑戰。為了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應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參考國際金融統計核算的新標準，加快推動我國金融統計核算體系創新。其一，從健全統計法規與標準體系、構建全覆蓋的統計體系等方面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其二，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與任務，參考國民經濟核算的國際標準，借鑒發達國家資金流量核算的經驗，加快健全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其三，從重構統計邊界與分類標準、建立協同化數據共享機制等方面建立健全數字金融統計制度；其四，推動國際金融統計核算標準中國化，推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創新發展；其五，在設計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體系、實現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無量綱化等方面協同發力，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其六，從明確統計監測系統的目標、設計核心框架等方面完善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其七，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賦能金融統計核算。（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朱啟貴，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庫）副院長，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民經濟核算、經濟統計、國民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金融調控與資金流量核算》《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論》等。
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風險新形勢與韌性治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瑩
超大特大城市因人口密集、流動快、資源要素集中、經濟社會結構復雜等特點，公共安全面臨更多挑戰。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這些風險呈現新的形勢和特征。總體而言，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風險呈現時間和空間的彌散性、險種和承災主體的復合性，以及發展環境、主體和方式的不確定性，傳統的單一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已難以應對這些挑戰。
韌性治理是以系統性、動態適應和風險預防為核心的現代治理模式，為城市系統應對各種公共安全風險，吸收沖擊并維持基本功能與結構，進而恢復平衡與秩序提供可行路徑。當前，城市韌性治理理念正從對“物”的規劃和管理，拓展至對“人”的組織和治理，治理的關注點與發展趨勢緊密圍繞社會韌性和技術韌性的建構展開，體現出對復雜風險環境的系統性回應。
針對新形勢，亟須構建新型的韌性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將城市視為一個綜合性的人居空間，將多險種應對作為防治對象，并樹立長期和靈活的治理思路。未來，超大特大城市的韌性治理需構建由政府、經營主體、社會組織、公眾等多方主體共治的治理網絡；根據風險周期運行特點和治理過程邏輯，構建全周期和動態適應的治理機制；采取制度創新、重建聯結和技術賦能相結合的治理策略，統籌城市的發展與安全。（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7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吳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城市社會學、空間社會學、社會治理。主要著作有《上樓之后：村改居社區的秩序重建與組織再造》《社區何以可能：芳雅家園的鄰里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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