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征是無政府狀態，沒有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的超國家權威。國際法雖無法具有超越國家的強制性，但通過習慣法、條約法和一般法律原則，構成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秩序，其存續可以理解為國際權力結構、國家理性選擇與歷史路徑依賴共同作用的結果。國際法作為國際社會的行為規范，其功能的發揮受制于國際社會。深刻認識和用好國際法，對于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意義重大。我們要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國際法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關鍵詞:國際社會 法治文明 國際法 爭端調節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面對加速演進的世界百年大變局和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各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團結合作。2025年7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十六位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時提出：“中國愿同各國一道，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做友好合作的踐行者、文明互鑒的推動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者，攜手開創這個星球更加美好的未來。”[1]
近年來，國際法的執行遇到一些阻礙。有的大國公開表示退出部分國際組織，對另外一些國際組織，則以拖延繳納會費等行為表達不予支持的立場。曾經被視為國際法治理想狀態的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由于美國在指定專家方面故意拖延而導致停擺；局部武裝沖突此起彼伏，使禁止使用武力以及以武力相威脅的國際法規范再度受到挑戰；2025年初，美國啟動向全球各國加征關稅，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維護全球秩序、促進國際合作的國際法逐漸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法如何克服危機？國際社會法治未來又將走向何方？需要我們予以重視。
國際法的運行邏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試圖構建起一個國際社會聯合體，通過建立集體安全機制，追求共同和諧。遺憾的是，這種目標并沒有順利實現。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國家相互信任降低，關稅戰、經濟蕭條引發多國國內政權變動，國際戰爭不斷，整個世界處于令人不安的狀態，有學者將1919—1939年的時間稱為“二十年危機”。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法律秩序被拋擲不顧，國家爭端解決主要靠軍事力量、軍事聯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社會法律秩序得以重新規劃，《聯合國憲章》重新給人以希望，人們重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信心。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展現出人本觀念，試圖在人類發展的更長時期保持人文思想的光輝。[2]但是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很久，這一時期出現的冷戰和局部熱戰，使得國際法維護國際秩序和和平，促進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和共同發展的宗旨，成為難以企及的目標。
1991年冷戰結束，一些西方國家以為不同意識形態相互斗爭的歷史從此終結，自由資本主義成為國際市場的主旋律，國際經濟貿易法律規范、國際環境、人權法律機制得到長足發展。實際上，這僅僅是一種“一廂情愿”。西方國家真正高興的并不是人類的勝利，而是西方的勝利；而他們所看到的西方勝利也不過是一種表象，西方自由主義理念自身存在的缺陷沒有得到真正的彌補；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弊害，他們未及深思。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1年的“9.11”事件，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8年之后世界貿易秩序面臨的挑戰，通過這一系列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國際法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
從形成方式上看，國際法是國家對國際社會所做允諾的集合。[3]在國際體系中沒有高于國家的權威，國家之間在名義上和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從邏輯上看，能夠約束國家行動的只有國家所作出的約定，而國際法所倡導的“約定必須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際關系的這種特征。國際法的組成主要為國家之間彼此協商形成的條約，或者國家之間經過實踐互動沉淀的習慣。從條約和習慣中，還可以抽象出一些被多數國家所接受和認可的一般法律原則。這些國際法規范，都是基于人類的實踐而形成的。
從運行模式上看，國際法的執行主要依賴主權國家的自愿或者彼此協商，缺乏超主權執行機構。[4]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確立海洋治理框架，但具體執行還需依賴各國自覺，缺乏強制監督機制。國際法條款在可操作性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如《巴黎協定》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未明確量化標準，導致執行爭議。國際法修訂周期長，在更新上有滯后性，難以適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革新帶來的挑戰。概言之，國際法在具體實踐中的不足，主要體現為規則模糊性、爭端解決機制低效、區域機制碎片化、強制管轄權受限等問題。
國際法的實施機制
縱觀國際法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國際法長期處于中等活躍度或者稱為低維存續的狀態。它很難像“烈火烹油”那樣成為熱點，但也不能被無視和拋棄。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征是無政府狀態，沒有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的超國家權威。國際法雖無法具有超越國家的強制性，但通過習慣法、條約法和一般法律原則，構成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秩序。國際法將“保護人權”“禁止種族滅絕”等道德訴求法律化，達成道德與利益的辯證統一，滿足國際社會對正義的期待，為評判國家立場、主張和行動提供法理依據，形成“道德-規則”的復合結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數字貨幣、區塊鏈等技術正重塑國際法實施機制。有的國家可以直接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對其他國家采取制裁措施，實質是以技術規則替代傳統國際法制裁，倒逼各國更重視規則兼容性。
現代國際法雖以“普遍性”和“平等性”為標榜，但其規范體系與實踐機制仍存在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不公。這些特征既體現在隨著歷史發展而形成的規則內核中，也反映在當代國際格局下的制度運作里。國際法源于歐洲公法傳統，歷史敘事經常有意無意地淡化非西方文明所作出的貢獻。主權、人權、條約等國際法核心概念的界定，往往被西方主導。
主權平等原則在實踐中經常被極少數西方大國選擇性地適用，一方面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人權高于主權”的說辭和干預行動；另一方面卻通過長臂管轄延伸自身主權，對抗國際司法機構，維護自身特權。類似地，國際上的法治概念經常被簡化為對西方司法模式的模仿，忽視非西方國家的治理智慧。國際法研究長期依賴西方學者的理論框架，西方觀點長期占據學術話語的霸權地位，非西方視角的研究成果難以進入主流學術圈。一些西方國家常以人道主義干涉及“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簡稱R2P）之名，繞過聯合國授權，對弱小國家進行打壓、制造他國混亂。例如，2011年北約以保護利比亞平民為由，推翻卡扎菲政權，導致該國陷入長期內戰。
實踐證明，如果一項條約在僅符合一方意愿、卻不符合另一方意愿的情況下仍被接受，那必然體現出締約各方之間地位不平等。例如，軍事力量不平等、經濟實力不平等，或者國際影響力不平等。最終，各參與方實力能夠達到的邊界，就是條約權利義務有可能最終落實的地方。國際法這種形式上的理性和實質上的現實性，反映了國家的利益需求和維護，這種利益需求和力量對比形成一種“利益力量乘數”。總的來說，國際法作為國際社會的行為規范，其功能的發揮受制于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國際法存在的基礎。國際社會的主體既是國際法的制訂者，又是國際法的遵守者；國際社會的力量對比，決定了國際法的現實價值取向。國際法規范產生于國際社會，也受制于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國際法產生的起點和存在的終點。[5]置于這一背景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國際法是現實且理性的。
如果國際法更多體現的是強國意志、維護強國利益，那么這種國際法就是現實主義政治的國際法，體現出強權對于弱國的壓制掠奪。反之，如果大國和小國所簽訂的條約沒有完全依照大國強權的邏輯，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關注、維護、實現小國的意志和意愿，那可以被視作某些大國釋放出超越其現實立場的善意，促使國際關系變得更加公平、合理，更體現出國與國之間主權平等。[6]由此可以理解，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合作之中，尤其是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贏，實際上體現的就是中國的大國立場、大國擔當。反之，當有的大國為自身謀取利益的時候，我們只能說它們對于國際法在倫理道德上的體現缺乏關注度，缺乏更長遠的考量、更廣泛的利益認知。
即使如此，從大空間跨度觀察，我們仍然可以說，國際法整體上是進步的，國際組織提供的表意空間、研討平臺利用率越來越高，和平解決爭端的意愿和規范、程序也比以往強化很多。
國際法的價值追求
人們經常提出的問題是：國際法具有分散化、碎片化特點，在全球倫理標尺之下的評價也參差不齊，有些符合人們心中的公平正義，有些則體現大國強權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國際法還能存續和發展，大多數國家還會去認可接受和遵循國際法？
在發生學的動態意義上，國際法是國家、國際組織等國際關系行為體在博弈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共識。既然國際法是由以國家為主的國際行為體，通過協商或實踐互動而形成的，它必然體現出國際關系各行為體的期待，在內容上具有較強的合理性。[7]當然，這種期待不是單方意愿，至少是兩個國家能夠共同接受的期待。可以推斷，一項條約如果僅僅符合一國的意愿和利益，卻損害其他國家的意愿和利益，是難以被他國接受的。如果是單純由一個國家發起的理念，其他國家并不認可和支持，這種期待就容易被大家所否定和拋棄。在各方力量基本均衡的條件下，國際法表現為多個國際關系行為體所接受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各行為體的共同觀念、各參與方的共同認知。因而，國際法對于文明理性國際秩序的創制和維持起到助推作用。
國際法與所有其他法律一樣，以公正為基本價值。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追求的是最高的善，人們通過法律試圖建立起一套良好的社會秩序。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表現，受到人們廣泛的尊崇，甚至普遍的信仰。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法可以被理解為代表國際社會的倫理方向，代表國際關系走向公平正義的目標追求。
法治與文明同步而行。文明的發展進步主要體現在一個社會脫離愚昧落后，更多地考慮人的特性和基本需求。國際關系要想體現出人類文明的方向與特色，就必須更多地體現出法治的主張、法治的追求。在早期國際關系之中，國家交往常伴隨武力與戰爭，但單獨國家的力量是有限的，都有其窮竭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間需要進行外交商談，而外交商談耗日持久且結果不穩定，因此，最好的選擇就是國際法。可見，國際法治是歷史進步、人類發展的選擇。這樣一來，國際法就成為一種塑造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尺度。全球各個國家、相關國際組織和社會公眾都會用這把“尺子”進行衡量，對相關行動是非善惡進行判斷。雖然信守約定、遵守條約的原則經常被無視，時不時會出現一些國家出爾反爾的狀況，曾經表現卓異的國際法治典范（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構），也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而無法正常運轉。但是，人類社會始終需要一條判定是非的線，即使是非不能夠真正得以糾正，也需要有明確的認識。這種界限分明的工具就是國際法。面對有些國家基于自身力量強大、影響廣泛而背離和違反國際法，國際法在組織機制程序上雖不能給予懲治，但可以對這個國家的國際社會認可度和支持度產生影響。
國際法的存在和發展符合國家利益驅動的根本行為邏輯，反映生存與安全的最低共識。國際法通過確立主權平等、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則，為各國提供避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基本框架。例如，《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提出“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雖然該條款未被所有國家完全遵守，但其存在仍顯著降低了大規模沖突的頻率。與國際法密切聯系的經濟互賴，對國家的任性行為構成約束。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貿易、投資和供應鏈形成復核約束的效應。國家更傾向于通過國際法框架解決爭端以維護經濟利益。國際法反映出全球公域治理的集體需求。我們可以看到，氣候變化、太空資源開發等議題超越任何單一國家的能力范圍。《巴黎協定》的締約方努力通過定期報告機制維持合作框架，就是因為單邊行動無法應對跨境碳排放的問題。
人類數千年的實踐，使得法成為力量、信譽、穩定、可預期的代名詞。國際法作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體系，其規則框架和價值導向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影響。對于積極運用國際法主張自身立場、參與國際法建設并遵守規則的國家而言，這一過程能夠顯著增強其國際聲譽和軟實力。國際法通過確立主權平等、禁止武力使用等原則，為各國提供廣泛認可和可接受的行為正當性的評判標準。遵守國際法是國家獲取道義優勢的重要手段，主動遵守國際法的國家能夠獲得法理權威，國際法對于國家軟實力與合法性構建能力，至今無法超越。例如，中國深度參與聯合國規則制定與體系建設，廣泛加入各類國際條約與多邊機制，始終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持續強化著負責任大國形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積極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8]如果一個國家自身觀點和立場與國際法相契合，就可能受到更多的支持和認可；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總是將國際法置于可有可無的位置，甚至違反國際法的原則和規范，那就可能導致國家聲譽受損、形象惡化。國際法體系由規則主導，是大國博弈的理性選擇，體現出權力制衡的特征。[9]國家在提出國際法新概念、推動規則改革的過程中，可將自身價值觀嵌入國際規范。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議題聯盟”策略，實現規則利用與突破的平衡，在特定領域強化規則話語權。例如，77國集團在氣候談判中援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排放責任。背離國際法以尋求自利，甚至完全拋棄國際法規則，將遭到其他國家的指責。
結語：積極推動國際法改革
國際法作為全球治理基礎性秩序的地位被廣泛認可，其存續可以理解為國際權力結構、國家理性選擇與歷史路徑依賴共同作用的結果。國際社會未來更可能通過增量改革而非推倒重來，實現國際法漸進優化。推動國際法改革，需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強化全球治理之間尋求平衡，通過改革機制、增強執行力、推動包容性參與，逐步構建更具約束力的國際法治體系；支持國家以多邊主義的態度在國際法生成、運行、變革過程中的意愿和行動。大國應該帶頭做國際法治的倡導者和維護者，遵信守諾，不搞例外主義，不搞雙重標準，也不能歪曲國際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國正當權益、破壞國際和平穩定。
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重義守信的正確義利觀、交流互鑒的新型文明觀等重要理念，為我國參與和推動國際法領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倡導：“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10]中國有著與世界各國共同建設國際法治的愿望和期待，在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深厚的資源。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法治樹立了歷史標桿。”“五項原則涵蓋國與國在政治、安全、經濟、外交等方面和平共處的基本規范，為各國踐行國際法治精神、建立正確相處方式提供了準確清晰、行之有效的行為準則。”[11]我們尤其倡導將國際法治的理想付諸實踐，把國際法治的藍圖轉化為全球制度的秩序。我國積極推進以獨立自主、互利共贏為基本調性的國際法秩序，無論從話語構建的角度，還是從倫理引領的角度，都值得稱道，并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世界是一個地球村，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中國將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治理，堅持主權平等、公平正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堅持多邊主義、維護穩定，堅持循序漸進，改革創新，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維護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本文作者為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