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挑戰日益增多，但我國維護國家安全能力顯著增強，成功保持國家安全大局穩定，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這與我們黨持續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理論是實踐的指南。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續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加強對國家安全法治理論的研究、提煉、闡釋，推動構建基于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展現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法治理論。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體現了對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規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比如，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這不僅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要求，也反映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的內在需要。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治理論，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立足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實踐，深入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國家安全法治建設中的具體運用，不斷深化對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的學理性認識，使國家安全法治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國家安全法學研究中的具體體現。

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治理論，不能就法治論法治，簡單從法治的一般學理出發來理解國家安全法治，而要把法治理論的一般性與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的特殊性緊密結合起來。結合的關鍵，就是把總體國家安全觀貫徹到國家安全法治理論研究中。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審視國家安全工作，深刻揭示了國家安全的本質和內涵、國家安全的時代特征和內在規律。比如，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堅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堅持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等等。總體國家安全觀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機制路徑能夠賦予國家安全法治理論以鮮明的中國特色。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使國家安全法治理論研究始終立足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更加契合國家安全工作實際需要。

以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宏闊實踐為沃土，不斷推進學術創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國家安全工作不斷加強，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實踐向縱深拓展。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國務院提請這次大會批準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與今天相比，當時的國家安全內涵還較為有限，主要聚焦傳統安全問題，反間諜是其重要內容。1993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國家安全法在列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時，也是以顛覆、間諜、竊密、策反等活動為主。與此相應，彼時對國家安全法治理論的研究，主要從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方面展開，著眼于為依法進行國家安全犯罪的偵查、起訴、審判工作提供理論指導。進入新世紀，針對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相互影響的新情況，國家安全工作范圍不斷拓展、內涵日益豐富，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面臨的問題也更加復雜、更加多樣。國家安全法治理論必須與此相適應，才能發揮應有作用。

新時代以來，我國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加速構建，網絡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等一系列國家安全法律法規頒布實施，我們在依法維護數據安全、網絡安全、核安全、反制非法干涉等方面的法治實踐更加豐富、更加深入。其中，不僅包括依法追訴國家安全犯罪，還涵蓋依法規范數據跨境流動、防范外來有害物種入侵等行政執法活動，以及各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應對氣候變化、處理突發疫情等方面的國際法實踐。我們要在實踐基礎上拓展研究視域，提出新概念、總結新命題，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構建更具綜合性、指導性的國家安全法治理論，從而全方位反映和指導我國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實踐，進一步增強國家安全法治理論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